演讲

曲星教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演讲】

首先,请允许我向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向邀请我与会的何志平先生、向出席会议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席Nestor Osorio大使阁下、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大使阁下、向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王民大使阁下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特别还要感谢参加今天会议的所有来宾,感谢你们对中国的关心,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倾听中国的故事,并给我机会来回答你们感兴趣的各种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当时的中国是“战乱和贫穷”的代名词,1960年的中国是“饥饿”的代名词,1978年的中国是“改革”的代名词,而今天的中国已成为“成功”的代名词。大家应该很想知道,中国是怎样走到今天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走过哪些弯路,中国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中国下一步将怎样走?

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建议,我将从中国的政治制度、外交战略等角度与大家分享我的看法。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文明和充盈的财富,但1840年以后,中国开始衰落。中国在与外国入侵者的战争中多次战败,每次战败都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都付出主权和领土的代价。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中国之后,中国已经到了被瓜分的边缘。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精英开始尝试通过各种方式来救亡图存、复兴中华。他们尝试过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多种理念,但在整个晚清和民国时期,不同的外国从本国利益出发,在后面支撑中国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军事力量,中国四分五裂、武装割据、外敌入侵、内战不休的状况没有改变。

1949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赢得内战,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败退台湾。历史把被战争摧毁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4亿5千万极度贫困的人口交到了共产党人手里。共产党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满足人民的愿望。那么,1949年中国民众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首先是和平。饱受一个多世纪外国入侵和军阀混战的中国人,特别希望能够从此享受和平,不再受战乱之苦。其次是民主,中国大众之所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就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第三是民生,4亿5千万中国人渴望安居乐业,过上好日子。

因此,怎样做到外国不入侵、国家不分裂、民族不仇杀,社会不动荡、怎样让人民行使更多的民主权利,怎样把经济恢复起来,让人民富裕起来,就成为已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

为了让外国不敢再入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取了与大国结盟的外交战略,即与苏联结盟的“一边倒”战略。中国介入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除了意识形态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维护中国北部和南部边疆的战略安全,为全国和平建设创造条件。

为了国家不分裂,中央政府整编了地方军事力量,割断了外国通过地方分离主义向中国中央政府施压的渠道,保证了全国政令、军令和外交的统一,中央的命令可以贯彻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政权末梢。在外交中,中国政府还把“一个中国原则”作为其与外国关系的前提条件。

为了让民族不仇杀,中国建立了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从制度上加以保护,从法律上规定各级政府主要官员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对民族地区给予各种政策优惠,对民族歧视言行严令禁止并依法制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证了领土完整和民族和谐,也保障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习俗得到充分发展和延续。

为了让社会不动荡,中国政府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方面做了艰难尝试,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政府非常注重分配公平,甚至形成了大家常说的“大锅饭”制度。“大锅饭”避免了因贫富悬殊导致社会对立,但却扼杀了经济活力。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政策激发了经济活力,成为中国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但随之而来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却对社会稳定形成了新的挑战。

除了经济和社会政策之外,要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国共产党汲取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教训,建立了既体现民主和法制基本原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这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框架下,任何有选举权的公民都有投票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采用五级递进的选举方式,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由选民普选产生,县、市、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递进的选举,逐级产生各级政府官员。人民代表不是通过候选人在几个月的竞选演讲来评判他的能力,而是根据他在前一级岗位上的业绩来评判。官员在县级干不出成绩,就不可能成为地区级官员候选人,在地区级岗位上干不出成绩,就不可能成为省级领导岗位候选人,在省里干不出成绩,就不可能成为中央领导的候选人。因此,选举淘汰实际上早已开始而且是全过程的,如果你不比同级官员干得更出色,就不可能进入更高级领导的选举。一个官员要成为更高岗位候选人一般要在前一级几个不同岗位上干够规定的年限。中国刚刚完成的政权交接,在和平和秩序中平稳进行,把一批具有很深的从政经验、很强的行政能力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官员选拔到了国家和省部级领导岗位,保证了中国各地方政权和中央机构的优化运行。政策在连续性中进行改革,在改革中体现连续性,避免了国家治理陷入“否定之否定”的怪圈。

中国政治体制中有一个也许欧美民众不一定熟悉的机构,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制度保障。政协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平行存在,但它与大家熟悉的参议院又不是一回事。政协不由选举产生,而是由不同的政党、界别、民族、宗教推举自己的委员组成。政协有机制保证每一个委员可以随时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及时研究,政协委员在政治协商中发表的意见不受法律追诉。共产党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必须与其他政党进行协商,如果无法取得一致意见,相关决策则不能实施。在这种政党制度下,政党之间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而不是非你即我的零和关系。这是一种“协商民主”,它避免了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朝野零和博弈阻碍改革进行、错失发展机遇的弊病。上个月刚刚产生的新一届政协有34个界别,包括8个非中共政党,政府25名部长中有两名来自非中共党派。

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方面,中国当然也走过若干弯路。如冷战中与前苏联结盟导致独立自主外交甚至国家安全受损,最终中苏决裂。又如曾出现过“大跃进”这样的经济冒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动乱,再如“大锅饭”制度制约了经济活力。但从总体和全局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成功的。中国自近现代以来,首次保持了既没有外国入侵也没有内战的局面,经济获得了全球瞩目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78年中国GDP约合2513亿美元,而2012年约合8.34万亿美元。据世界银行和IMF的报告,1978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是1.8%,2012年已到14%,2016年将达到18%。

当然,随着国际社会的变化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许多新的挑战也出现了。近年来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变化是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扩展,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造成的经济下行的压力,全球环境保护意识提升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互联网社会公民权利意识苏醒对执政者的制约等等。而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民主模式的差异、中国经济的对外高依存度、中国发展让环境付出的代价、人口老龄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矛盾的明显增多、政府管理缺位导致食品药品安全屡出问题、部分领域腐败现象高发等等,都是中国下一步发展必须面对的挑战和应该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的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总结过去成就的同时,也理性分析未来的挑战。习近平-李克强体系对怎样面对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基本思路是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方面着手,“五位一体”地推进中国的科学发展。

首先,在经济建设方面,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增加内需降低过高的外贸依存度,把中国经济增长由外贸拉动转变为内需驱动。突破点是推进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这一思路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一般都在75%以上,而中国的城市化率2005年是43%,2010年是47.5%,按“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将达到51.5%。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还需要将城市化率提高至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大约3.5亿中国农村人口在未来30多年内将享受城市人口的生活标准,等于要将整个美国的人口从农村搬到城市。这里面产生的房屋、交通、道路、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将是天文数字般的巨大,这种需求不仅将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且还将形成巨大的进口需求。

其次,在政治建设方面,关键是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欧美观察家们往往有一个误区,认为判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参照点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民主的标准。其实,中国不否认西方民主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成就,也愿意学习其中的某些经验,但中国并不认为西方民主能够适用于世界各类国家。坦率地说,中国对20年前发生在苏联东欧的变化保持着自己的看法,中国也10年前发生在阿富汗、伊拉克的变化,2年前发生在埃及、利比亚的变化,以及不久的将来或许有可能发生在叙利亚的变化,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更好的生活。正如习近平主席上个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鞋子是否合适只有脚知道”。当然,中国完全尊重这些国家人民的选择,也完全可以并且已经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但涉及到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必须按自己的国情来进行。当年苏联东欧剧变时,中国也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选择。现在回头看,如果当时中国选择了戈尔巴乔夫推荐的、西方全力支持的道路,中国就根本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下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将如何进行呢?习近平-李克强的主要思路有:一是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可以量化的标准是,农村与城镇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中党政领导干部的比例要降低,专职委员的数量要增加,学历要提高,年龄要降低。二是完善协商民主,把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把政治协商由一种“自觉”变为“必须”。三是强化基层群众自治,四是强化依法治国,确保司法机关独立审判,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五是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落实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多方位监督机制,加强对腐败现象的惩罚和预防。

第三,在文化建设方面,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包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二是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包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三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四是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文化生产力。推进文化事业的繁荣,推进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建设的总目的是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让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

第四,在社会建设方面,一是办好教育,重点是保证对教育的投入和推进教育的公平,保证教育拨款达到GDP的4%,由于中国GDP在高速发展,因此政府对教育的投入也会高速发展,注重教育资源向农村、边远、贫困、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推动城市农民工子女接受平等教育。二是推动高质量就业,过去5年政府创造了5800万个就业岗位,将近5000万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城市,今年政府的目标是新增900万个就业岗位,城镇失业率控制在4.6%以下。三是保证居民收入与国家经济同步增长,工资收入年均增长不低于7%。政府提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号,改革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四是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目前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基本覆盖全国人口,2015年达到农村社会养老全覆盖,2020年基本建成覆盖全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加强医疗卫生保障,包括健全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和农村医疗网络,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疗机构,强化食品和药品安全监督机制。刚刚结束的本届全国人大对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便是成立地位更高的国家食品和药品监管总局,整合了过去分散于不同部门的监管权力。

第五,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新政府将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到2020年,GDP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减少40-45%。二是优化能源结构,至2020年,可再生能源(水、风、太阳、核等)将从目前的约9%提高到15%。三是提高研发投入,至2015年,国家研发投入将从目前占GDP的约1.75%提高到2.2%。四是增加森林覆盖率,至2015年,森林覆盖率将从2005年的18.2%达到21.66%。五是把1.2亿公顷(18亿亩)耕地面积不减少作为刚性目标加以落实。

最后,在外交上,中国要面对的挑战是怎样让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放心。面对大国的担忧,中国提出的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核心是打破国际关系历史上“国强必霸”的逻辑,通过合作寻求共赢。对周边邻国的担忧,中国一直主张相关国家坐下来直接谈判,寻求互谅互让的解决方案。中国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了约90%的陆上边界争议,只要相关国家愿意坐下来与中国谈判,相信海上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

习近平主席经常提高“中国梦”,中国梦最根本的含义是通过制度保障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有实现自己梦想的平等机会,只有普通公民有了这样的机会,国家和民族的梦才有实现的可能。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五位一体”的建设,就是要为每一位公民创造这样的平等机会。

谢谢大家。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的任何问题。

Other CEFC Events

http://www.cefc.org.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