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辞

姚枝仲教授
经济学博士,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助理

 

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姚枝仲

一个会讲故事的中国作家在去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讲的都是一些关于中国人和中国人生活的故事。我今天要讲的,也是关于中国人民在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中生活变化的事情。我不太会讲故事,只会用数据和图表说一些事实,希望大家当故事听,或者当作故事的素材。

引言:对衰落的记忆和对繁荣的追求

中国人对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孜孜以求根源于对十九世纪以来国家衰落的深刻记忆。按照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2001)的估计,在公元元年,也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总额的四分之一。当时还没有美国,欧洲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整个西欧的GDP不到中国的一半。到1820年,中国的GDP高达世界GDP总额的三分之一,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此时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才过去37年,其GDP总额只有中国的二十分之一。此时的欧洲,已处于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期,西欧的GDP总额仍然比不上中国,只有中国的70%。然而,中国的经济规模虽然世界第一,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富裕的国家。1820年西欧的人均收入已经是中国的两倍多,英国的人均收入更是接近中国的3倍。20年之后的中英之战,有80万陆军的中国在本土被2万余英国海军和陆军打败。从此,中国开始了100余年的内忧外患,国力日渐衰弱,人民生活日渐贫困。

1820年到1950年间,中国的GDP总量几乎没有增长,用人均GDP衡量的生活水平更是下降了四分之一。与此同时,美国成为了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1950年的GDP是中国的6倍多。欧洲虽然也经历了战乱,但也出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1950年西欧的GDP也接近中国的6倍。而中国在这130年间,从一个相对富裕国家,变为了一个贫穷国家。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不到美国的5%,不到西欧的10%。

战争、贫困和耻辱,是这100余年衰落留给中国人的永久记忆。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决心实施赶超战略,改变贫穷落后的局面。中国经济重新焕发增长活力,人民生活水平重新开始提高。在1950年到1978年的2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5%,人均GDP也提高了1倍多,但仍然没有摆脱低收入国家的境况。在此期间,世界经济同样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在中国周边,日本和韩国的GDP均保持了8%以上的年增长率,西欧和美国也分别保持4.4%和3.8%的增长率。赶超战略并没有真正实现赶超。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并没有显著拉近,与日韩及欧洲人的生活水平差距却拉得更大了。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从1978年开始的。从1978年~2012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是这一期间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不到3%。在这35年里,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多机构预测,几年之后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我认为,35年里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成就,是终于从一个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人的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的生活是否还会继续改善下去?这是我今天希望回答的两个问题。

中国人生活的变迁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35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

首先,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了。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标准,日收入1.25美元为一条绝对贫困线。从1981年到2008年,中国有6.6亿人脱离了贫困线。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要知道,整个欧盟27国的人口也只有5亿。

其次,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了。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190亿美元增长到了2012年的6000亿美元。几年以后,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就会达到1万美元。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国民收入在2012年已经超过13000美元,这是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了。

第三,收入的提高导致中国人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温饱问题是中国人最大的挑战,目标是小康,现在我们向往更加美好的生活。

1978年,中国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是用来吃的。其中农村居民要吃掉收入中的70%,城镇居民吃掉收入中的60%。到2012年,农村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收入的40%,城镇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收入的36%了。居民食品支出比例下降了,但是食品支出的金额增加了不少。老百姓吃得更好了,各种美食走入千家万户,中国美食再度享誉世界。

食品支出比例下降了,就有更多的收入来消费其它东西。1978年,中国人穿衣服主要是为了解决温暖防寒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人,穿衣服开始讲时尚,讲个性了。过去中国人洗衣服,主要靠手洗。现在几乎每个家庭都有洗衣机。

过去中国人出行主要依靠步行和自行车。美国前总统老布什1974年~1975年在北京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时,就在北京街头骑自行车。据说老布什的儿子,2000年~2008年担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至今仍然喜欢骑自行车。现在的中国城市居民,每五户家庭拥有一辆家用汽车。过去中国人出出远门乘坐时速50公里的火车,现在可以乘坐时速300公里的高速列车和两倍音速的波音飞机和空中客车。

1978年中国人之间的私人通讯主要通过邮局寄信。尽管电话机已经出现100年了,但是当时只有极少的中国人拥有电话。2012年中国的电话普及率高达103部/百人,即平均每个人有一部以上电话,而且70%以上是移动电话。

1978年中国人了解新闻主要通过报纸和广播,平均每100人只有不到4份报纸,那时没有电视机,也没有电脑和网络。2012年,中国平均每户家庭有1.3台以上的彩色电视机。中国的互联网上网人数高达5.6亿人,“网民”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群体。

中国人的住房条件也大大改善了。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3.6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居住8.1平方米。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祖孙三代同居一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到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已达36平方米,农村居民已达40平方米。

除了上述基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有了巨大变化以外,中国人开始变得有了储蓄。1978年,中国人在银行的储蓄存款人均只有相当于13美元的人民币,而且也没有股票和债券等其它金融资产。到2012年,人均储蓄存款达到了4800美元,还持有一定数量的股权、股票、债券、各种理财产品和保险产品。

有了钱的中国人,其消费理念也开始显著变化。中国人开始更加注重教育、卫生、休闲、旅游等方面的支出。这些新的支出使得中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程度大幅度提高。中国的文盲率(15岁及以上人口中不识字人口的比例)从1982的23%下降到了2010年的4%。学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了99.8%。在中国的总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从1982年的不到1%上升到了2010年9%,受中学教育的比例从1982年的31%上升到了2010年的53%。婴儿死亡率从1978年的53‰下降到了2011年的12‰。预期寿命从1978年的66岁增加到2010年的74.8岁。

中国人现在还热衷于出国留学、访问、旅游,在世界各地,都能见到中国人的身影。

总体来说,中国人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跟1978年相比,已经大不相同。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是怎么得到改变和改善的呢?

五亿人的大迁移

中国人的生活改善源自于人口大迁移。

1978年,中国有9.6亿人,其中约8亿在农村。到2012年,中国人口有13.5亿,其中农村人口只有6.4亿了。城市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到了2012年的7.1亿人。城市人口的增加并非都是自然增长产生的,绝大部分是从农村转移过来的。根据粗略的估计,从1978年到2012年期间,大约有4.7亿人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农民的转移大概有四个渠道:一是直接到城里工作,二是到城里经商,三是通过上学,毕业后留在城市工作,四是跟随家属进城。我本人就是通过上学从农村转移到北京城的。我的同学、朋友和同事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正是这将近5亿人的大迁移,使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几个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出背后的道理。

农民离开土地,主要是因为农业产出相对于工业和服务业要低很多。在1978年,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7倍,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5倍。劳动力简单的重新配置,即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建筑业部门或者服务业部门,就会极大的促进总产出的提高,并带来全社会收入与财富的增长。到2012年,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仍然存在。2012年工业和建筑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5.5倍,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农业的4.2倍。

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就会带来劳动报酬的差别。1978年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4倍。城市对农民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农民进城收入立即翻倍。这种吸引力至今仍然很明显,2012年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收入的3.1倍。城市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引农村人进来。

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投资增长速度和技术进步速度,要远远快于农业部门,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要快于农业部门。因而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转移会使得社会总产出、劳动报酬和居民收入更快增长。

农民离开土地,一方面减少了农村人口,在同样的农业总收入下,农村的人均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农民离开土地,还会有家人或者亲戚留在农村,会将其一部分收入汇回农村,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还有,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和变为了一个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国内生产总值出主要依靠工业和服务业,而不是农业,财政收入也不再依赖农业,甚至最终取消了所有的农业税和各种农村的附加费,并针对农业生产开始提供补贴,从而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产出。

人口迁移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还远远不止这些。

大量廉价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工业生产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充分发挥了中国制造业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使其在国际市场具有很大的竞争力。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一大制造业大国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

大量人口进入到城市,也促进了城市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尤其是住房市场的发展。

大量人口进入到城市,有很大一部分并非定居在城市,他们经常要回到故乡去看望他们的父母和孩子。他们常常被称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存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的交通压力。2012年,全年旅客运输总量380亿人次,旅客运输周转量达33000亿人公里。相当于每人出行了28次,在这28次出行中,总计跑了2500公里。

人口流动也促进了中国交通业的发展。中国的铁路里程从1991年的5.3万公里增长到了2012年的9.8万公里,公路里程从1991年的104万公里增长到了2012年的410万公里,现在已经基本实现村村通路。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更是从无到有,到2012年,高速铁路里程已接近1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已达8.5万公里。

制造业的发展对交通运输提出了更大的需求,从而带动了港口、铁路和高速公路的投资和建设,以及对交通运输设备的投资和生产,并进一步带动了对钢铁、水泥、石化以及电力、电子和机械业的投资与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改善离不开这5亿人的大迁移,而中国制造业整体的大发展和城市的发展,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和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也与这5亿人的大迁移息息相关。

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希望能成功的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国过去也希望这样。但是并没有成功。1960年代,中国还曾经鼓励和安排城市青年到农村去。那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在1978年以后成功地启动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呢,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呢?

是什么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所以取得了成功,是因为中国遵循了一条市场化的改革道路。

在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生产产品的价格,均由政府决定,城市居民需要的粮食、食品、衣物以及住房等,均由政府配给。政府控制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在满足人民基本物质需求之后,尽可能的增加投资,加快经济增长,赶上发达国家。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中说,经济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在生产黄油与大炮之间进行选择。这对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同样适用,中国政府需要在生产食品和机器之间进行选择,只是中国偏好选择生产更多的机器。

在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越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越是难以实现。这是因为政府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增加的投资不能配置在最有效率的地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而总是为了尽可能的扩大生产规模,以便其管理者能够支配更多的资源,因而所有的企业都会向政府申请更多的生产要素和原材料零部件,政府看到所有的东西都是短缺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信号告诉政府,哪些是最需要的生产的,哪些是可以减少生产的。另外,劳动者的报酬由政府根据其身份来进行配给,而不是企业根据其工作业绩来决定,因而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并不能被充分调动起来。

事实上,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例)反而比市场化改革以后的投资率更低。1952年~1977年之间,中国的投资率平均只有29%,而1978年~2011年,平均投资率高达39%,2011年更是达到了48.3%。也就是说,市场化改革释放了中国的投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的改善。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首先是在农村允许自主经营,不再把农民限制在土地上。其次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设立几个经济特区,允许私营企业和外资经营,也允许企业自主定价和自主进行生产决策。正是东南沿海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发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企业家和劳动力,也吸引全国各地的资本和外国资本,产生了中国的“下海潮”、“经商潮”和“民工潮”。这些经济特区基本上都取得了成功,尤其是深圳,从一个30万人的渔村发展成了一个接近900万常住人口的大都市。这900万人中,绝大部分是中国5亿人口大迁移中的一部分。深圳等地的成功经验逐渐在东南沿海各地推广,进一步吸引了内地和国外的资本和人力,进而又在全国各地推广,促进了中国整体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这样一条市场化的改革路径,要取得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改革过程中,中国度过和避免了很多次危机。

首先是价格改革的危机。在改革初期,中国的商品价格一部分由政府定价,一部分由企业自主根据市场定价,这被叫做“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是中国价格改革的过渡模式。它在不破坏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保障经济能够正常运行的基础上,促进了新生的市场力量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价格双轨制”对同一商品产生了很大的价格差,政府定价远远低于市场价格,这就产生了很大的套利空间。当政府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能决定把多少产品以市场价格出售时,就增加了腐败的机会。这个时候,如果完全放开价格,就会产生很高的通货通货膨胀,因为市场价格比政府定价更高,如果继续维持双轨制,就会导致腐败盛行。这两者均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幸运的是,中国选择了承受通货膨胀,通过分阶段价格改革的方式,坚定而成功地完成了价格市场化。

其次是国企改革的危机。中国的改革是增量改革式的,即初期是在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没有根本变化的情况下,允许非国有经济发展起来,然后放开所有价格控制,让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同样的市场下竞争。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远远比不上按照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因此国有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亏损。此时,中国又面临一个两难的问题,如果继续维持国有企业的发展,政府势必投入大量的资源到效率很低的企业上去,如果按照市场原则,让国有企业破产,则会产生大量的失业。最终,中国再一次坚持了市场原则,让财务上不可持续的国有企业破产或者重组,将大量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政府只保留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并用“抓大放小”、“战略重组”和“改善公司治理”等来提高国有企业的财务能力。而国有企业释放的失业人员或者由政府承担一部分社会保障,或者由新兴的非国有经济来重新雇用,部分下岗职工还走上了自主创业的道路。

第三是财政危机。在改革之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在建立在国有企业基础上的,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不依赖于国有经济的成长,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并没有引起税基相应的增长,从而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例迅速下降。1978年,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大约有31%,到1993年,已经下降到10%左右,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继续下去,必将出现财政危机。中国在1994年实行了财税改革,确立了以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制,并确立定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度,有效地保障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

第四是金融危机。1978年以来,中国的金融业经历了两次大的危机。一次是在19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中国开始实行金融市场化改革,一方面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以及期货等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允许民间金融行为的发展,结果导致了1990年代出现了金融乱局。部分个人和企业从事庞氏骗局(Ponzi Game)。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中国东部一个发展非常快速的城市无锡,一位名叫邓斌的妇女承诺以60%的利率筹集资金,她假装从事高回报投资,其实不从事任何能够获得回报的投资活动,仅仅通过不断地筹集资金来偿还利息。1989年到1994年期间,她在全国各地共筹集32亿人民币,约相当于当时的4亿美元。最终她畏罪自杀未遂,被中国公安机关抓获。自此以后,中国开始强化金融市场的监管。第二次是在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期。由于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有些甚至难以发出工资,为了防止由此引起的失业和社会动荡,在国有企业财务上不可持续时,一般由国有银行提供贷款支持。这样就使得国有银行累积了大量的不良债权。银行业面临亏损和破产的局面,一旦发生银行破产或者银行无法继续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撑,则中国经济将陷入衰退。最终,中国剥离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按照市场原则改革银行体系,同时也保持对银行业的严格监管。中国的银行业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前,成为了世界上资产质量最好,经营最稳健的银行之一。同时,也避免了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冲击。中国工商银行现在成为了全球市值最高、以及利润最高的银行。

第五是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经历了两次危机。一次是1992年以后,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全国各地的资本和人力涌入东南沿海,在部分地区掀起工用和商用房地产开发热,大量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导致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暴涨。很快就有大量投机商进入土地与房地产市场,并引入了银行资金进一步推动地价和房价上涨。最终中央政府通过严厉的宏观调控抑制了这一轮泡沫。最近又有一次房地产市场的危机。这一轮主要是住房市场的危机。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需要在城市定居,同时住房市场化改革导致原有依靠政府分配住房的体制发生变化,释放了原有的城市居民用房需求,另外,随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改善性的住房需求也在提高。同时,按揭贷款的出现,也使得居民有了更大的住房购买能力。城市住房需求快速增长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在美国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已经意识到住房市场的价格过快增长问题,并且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中国也成功度过了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在金融危机后刺激经济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配套刺激计划,利用土地进行融资,重新推动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在城市居住的成本,也给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埋下很大的隐患。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涉及到中国的财税体制、土地制度以及金融市场等多方面的改革,是新一代中国人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中国坚持了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促进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向更有效率的工业和城市集聚,从而在改变了人民的生活空间的同时,提高了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和危机,但中国一直坚定地推进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同时,中国也充分认识到了市场的缺陷,尤其是在宏观稳定和金融稳定上的缺陷,因而中国在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政府的作用。

新一代人的挑战

中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经验上,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一说。世界银行有一个分析,在1960年101个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到2008年只有13个国家成功地进入到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另外的88个国家要么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要么跌入了低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能够成功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解决现有的发展道路所产生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

一、工资上涨问题。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并没有结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只有52.6%,还有6.4亿人居住在农村。人口大迁移的过程还将继续。但是,现在的人口大迁移伴随着劳动工资的快速上涨,尤其是工资的上涨幅度,超过劳动生产率的上涨幅度。中国依靠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劳动成本优势将逐渐丧失。中国需要依靠产业升级来拉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中国有一个户口制度,用于识别一个人的身份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市场化改革以前,城市居民能够得到政府定额配给的食品和衣物,农村居民能够得到政府分配的耕地。市场化改革以后,户口制度一直保留着。城市居民虽然不再从政府得到配给的食品和衣物,但是可以享受很多相应的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农村居民虽然仍然能够得到土地,但是难以享受城市的福利。农民工离开土地到城市工作以后,社会福利不能普及逐渐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比如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难以得到良好的教育,在农村又得不到父母的教育与监护。城市化下一步的进展就需要解决这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这就需要更多的财政支出,这对中国未来的财政可持续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三,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城市化过程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大量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但是中国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严重不足。2011年,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各占政府财政总收入50%,但是中央财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只有15%,地方占85%。这说明当前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结构的不匹配。其后果就是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其公共支出,不得不依赖于土地收入和银行借款,这给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了很大的隐患。

四,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尽管中国的贫困人口在减少,人均收入在提高,但是收入差距却在拉大。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拉大,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兹(Simon Kuznets)总结的国际经验,不足为奇。中国需要注意的,是防止收入差距拉大造成的社会不稳定。中国的收入差距拉大,除了市场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之外,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比例过低,大量的国民收入留在政府和企业手中。二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功能较弱。三是腐败或者灰色收入。四是国有垄断企业的高薪。要缩小中国的居民收入差距涉及到财政、国有企业和政府管理体制等重大改革。

五,环境污染问题。中国人现在开始追求清洁的空气,干净的饮用水,开始追求蓝天白云和绿水青山。这势必要在生活质量和收入提高之间进行选择,也势必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可持续性上进行折衷。

六,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问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市场本身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现在的产品质量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市场化并不完全是放松政府控制,而是要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加强政府管制、监管和干预。但同时,政府也存在失灵,这是中国过去和现在一直坚持市场化改革的理由。因而,未来需要谨慎得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如果克服了这些新的问题,必将成功走进高收入国家行列。

结语

中国经济发展的故事,是一个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故事,是一个五亿人口大迁移的故事,更是一场市场化改革的故事。中国经济的成功,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而是政府成功地利用了市场的力量。我们相信市场,但是不崇拜市场。我们相信政府,但是也深知政府的缺陷。因此,我们总是在改革政府,改革政府管理市场的方式。我们也总是在改善市场运行的条件。我们希望这种改革能够持续下去,能够持续改善中国人的生活。

Other CEFC Events

http://www.cefc.org.hk